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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脑结构来理解创伤

什么是创伤?

美国心理学家Bessel Van der Kolk是这样定义创伤的:创伤是人在经历或见证各种灾难事件后,失去正面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威胁、灾难的能力。创伤事件对人的生理,情感,认知和记忆都产生着深刻和持久的变化,同时也剪断了这四者间的相互连接。

创伤可分为一次性创伤和持续重复性创伤。一次性创伤包括严重意外事故(车祸,被打劫等),自然或人为灾害(地震,海啸等),恐怖袭击等。持续重复性创伤包括长期遭受性虐待,身体虐待(殴打),精神虐待(言语伤害,控制),重大疾病,战争等。无论是一次性创伤或者是持续重复性创伤都有可能对幸存者和目击者造成精神和肉体的严重损害。

 

 

什么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并不是所有的创伤经历都会导致创伤反应(trauma response)或和创伤有关的病症或诊断。

在创伤发生后,人们会变得焦虑,不安,还会做噩梦,这都是对创伤事件的正常反应,大部分人在自己和家人的帮助下可以在短时间内恢复和调适,慢慢回到正常生活当中。

但有一小部分人会出现一些和创伤有关的心理疾病,最常见的一种病症叫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描述包括:1.以噩梦,侵入记忆(intrusive memories),创伤事件的零碎画面(flashback)重新经历创伤。2.回避与创伤事件有关的人,事,物,地方与情景。3.消极的想法和感受,譬如不相信身边的人,对周照的事情提不起兴趣,自我责备等。4.过度觉醒(arousal)和过度反应(reactivity), 譬如情绪急躁,攻击性强,鲁莽冲动,过度警觉,注意力难以集中等。以上病症要持续至少一个月以上才可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创伤造成了“短路”的大脑

根据神经学家Joseph LeDoux 对大脑处理情感的研究结果显示,大脑有两个情绪处理系统,高路(High road)和低路(Low road)。这两个情绪处理系统对我们的当下生存能力尤为重要。

当危险信号从外界进入我们的大脑时,它会首先进入低路。低路里有一个名为杏仁核(amygdala)的组织,这个杏仁核的作用是让身体进入紧绷的警报状态,以备作出紧急反应,就是著名的战斗或逃跑(fight or flight)反应机制。该途径是无意识的,不包含上下文信息。它的速度很快,但牺牲了细节 。

接着,危险信号会进入高路——皮层(感觉皮层,前额叶皮层和内侧颞叶存储器系统)。皮层的主要功能是对危险信号进行评估和分析,然后再把信息传回到杏仁核来确定到底危险信号对我们有没有威胁,如果没有威胁,杏仁核会发出让我们身体放松的信号  (Brendtro, 2015)。

打个比方,某天你在动物园游逛时,余光突然觉察有一只老虎正向你走来,你的身体会本能的进入紧绷状态,额头冒汗,心开始蹦蹦直跳(危险信号到了杏仁核)。你正想着逃离现场,下一秒却意识到老虎其实是被关在笼子里了(危险信号走到了皮层),你意识到那只是虚惊一场,你松了一口气,身体也放松了,你决定继续游逛。

健康人群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人群的区别是,健康人群接到危险信号后,信号进入低路后,可以再进入高路进行分析来确定是否真的有危险,最后身体可以做出正确的反应。创伤后应激障碍人群的信号会卡在低路里,没办法进入高路进行分析,他们的身体会一直处在紧急反应状态,譬如心跳加速,无法呼吸,慌张,瘫痪等。

在前面提到的例子当中,假设你过去确实曾经被老虎追过并差点丧命(创伤事件),并且没有从创伤事件中恢复过来。当你在公园里再次看到老虎时,你就有可能立刻进入到瘫痪状态,脑袋一片空白(皮层没有办法对危险信号作出合理分析),所以你也没有办法让自己冷静下来。假威胁变成了真威胁。

 

 

有创伤后应激的人群,生存是他们核心(Saxe, Ellis, & Kaplow  2007)。生活中到处充满着触发创伤回忆的机关,譬如听到一首车祸时放的歌,闻到和凶手衣服相似的气味,做了一个与创伤事件有关的噩梦,都可能让受害者进入失控状态,仿佛又回到了案发现场,因为我们的信息再次卡在了低路里。

而且,创伤还会严重地影响了脑干的内部秩序。脑干,又称生存大脑,负责调节呼吸作用,心跳,血压等,是我们得以维持生命的重要部分。脑干还控制着我们身体本能的自我防御机制(automatic survival function)。为了最有效地发挥高级功能,如语言,社会情感交流,创新等,支持人体基本需求的功能网络必须处于良好状态当中。

然而,创伤干扰了脑干的内部秩序,使人们产生焦虑、冲动和失调等症状。人们在这样的状态下是很难去参与社会技能的发展,自尊心的培养,各种创作培训等活动,并从中收益的。

References: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0). DSM-5

Brendtro, L. K. (2015). Our resilient brain: Nature's most complex creation. Reclaiming Children & Youth, 24(2), 41-49.

MacKinnon, L.(2012). The neurosequential model of therapeutics: an interview with Bruce Perry. Australian & NewZealand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33(3), 210-218.

Perry, B. D. (2009). Examining child maltreatment through a neurodevelopmental lens: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the neurosequential model of therapeutics. Journal Of Loss & Trauma, 14(4), 240-255.

Dealing with the Effects of Trauma-A Self-Help Guide SAMHSA   http://www.samhsa.gov

Saxe, G. N., Ellis, B. H., & Kaplow, J. B. (2007). Collaborative treatment of traumatized   children  and teens [electronic resource] : the trauma systems therapy approach / Glenn N. Saxe, B. Heidi Ellis, Julie B. Kaplow. New York : Guilford Press, [2007].

Van der Kolk, B. A. (2014). The body keeps the score : brain, mind, and body in the healing of trauma. New York : Vikin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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